乍疏雨、洗清明，手执素菊，向一群素未谋面的“无言良师”寄去崇敬与哀思。这是许多医学院和医学生每年的惯例。
谁都有和世界挥手告别的一天，但这群良师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留在了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记忆里。医学界尊称他们为“大体老师”，也叫遗体捐献者。
遗体捐献者在生前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愿意死后将遗体捐赠于医学科研和教学，值得医学院校师生以及医学科研人员尊重。许多医学生在解剖第一课上都会接受伦理教育，向躺在解剖台上的“大体老师”献花、默哀。
然而，成为“大体老师”是艰难的。在死后的日子里，有人选择土壤，有人选择海洋，但却很少人愿意浸身福尔马林，经受稚嫩生疏的刀法与众多求知目光的打量。我国的许多医学院，仍在寻找更多“大体老师”。
尽管我国的遗体捐献事业已经开展多年，但在医学生课堂上，“大体老师”仍然呈现出总体数量少、地区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与国外相比，中国遗体捐献事业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开始接收遗体捐献，其他多数地方的遗体捐献事业仍是一片空白。截至2011年，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占中国人口的0.01%左右，中国遗体捐献率更是位居世界末位。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截至2022年11月13日，我国遗体、器官累计捐献人数为42789位。以北京为例，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北京遗体累计捐献人数为3932位，遗体捐献数量逐年增长，但总体上实际捐献数仅占登记总数的8%到12%，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有需求。根据我国31个省市区红十字会和官网相关报道，我国各省份累计遗体捐献平均数量约为1485位，上海以12794位高居榜首，而西藏则是在2021年才实现了自治区内第一例遗体捐献。我们将各地累计遗体捐献数量与2020年各地医学生招生数据对比，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医学生课堂上大体老师分配的地区差异。 我们采访了在上海、北京就读的医学生，他们认为课堂上大体老师并不紧缺，但对于在云南、广西等不发达地区就读的医学生而言，课堂上可供操作的大体老师数量并不足够。据了解，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学生主要是在低年级的课程中接触大体老师。在《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必修课程中，这些“大体老师”便是他们第一场“手术”的“患者”。即便是医学生自认为“已经足够”的北京、上海等地医学院，也基本没有达到国际标准。而在更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医学院校解剖课程只能以硅胶模拟人或3D解剖代替“大体老师”，有的医学生甚至只能通过学习经典解剖视频，想象自己的第一场“手术”。卡塔尔所需医学研究器官均需从美国进口。在非洲一些国家，任何亵渎身体的行为都被认为有悖于宗教教义，主要依靠无人认领的尸体进行解剖计划。部分国家为了促进遗体捐献事业发展，实行默示同意制度，如捷克法律规定，只要在医院过世的病人，都必须成为大体老师；意大利2020年出台“关于为研究、培训和科学研究目的处置人体和死后组织的规则”，凡未特别声明死后不愿捐献遗体者，都将被视为同意捐献遗体和器官。而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自愿捐献制度，医学院“大体老师”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个人捐献。我们统计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遗体捐献意愿后发现，其地区差异性较为明显。整体上看发达省份捐献意愿相对较高，上海、北京、重庆位居全国前三，少数民族区域捐献意愿相对较低。以地理区位划分，华东、华北遗体捐献意愿整体较高，西北、华南捐献意愿则整体较低。
除了通常认为的舆论影响、传统生死观念等主观因素，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常丽荣指出影响遗体捐献意愿的因素还包括宣传不够、捐献程序过于繁琐等其他重要原因。
某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对我们表示，遗体捐献的宣传工作需要物资和社区的支持，而受制于政策和资金的短缺，目前红十字会志愿者通常都是在宣传器官捐献时顺便宣传遗体捐献，宣传力度仍然不够。对于老年人，网上捐献流程仍然繁琐复杂，他们更依赖于电话咨询，需要红十字会志愿者上门介绍，现场登记，以图心安。“其实中小城市也有很多愿意捐献的人士，但他们不知道捐献的途径或渠道，尤其如果当地没有捐献站的话，就更难了。”常丽荣说。为了更好推动遗体捐献事业，自2000年起，各省开始逐步在省内设立专门的遗体接收站。因为需要专人负责，且遗体接收期间涉及一系列繁琐事务，遗体接收站开设起来存在困难。以人口达6113万的安徽省为例，省内仅设立了四个遗体接收站点（安徽医科大学接收站，安徽理工大学遗体（器官）接受站，皖南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蚌埠医学院）。而吉林和湖南直到2021年才分别有了省内首个遗体捐献接受站，极大地限制了遗体捐献的来源。即使有的城市已经设立了遗体捐献接收站，但接收站的具体信息和捐献流程也很难在网上找到。目前，遗体和器官捐献是各地区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红十字会也是大多捐献者寻求遗体捐献的主要渠道。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平台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在很大程度便利捐献意愿者。然而，在浏览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红十字会官网后，我们遗憾地发现大部分地区的红十字会官网将遗体捐献与器官捐献并在同一个页面，更多的篇幅只在介绍器官捐献。相较之下，重庆市、河北省红十字会官网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走在前列，捐献志愿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相关捐献流程和遗体接收站的联系方式与地点。此外，河北在2016年出台了《河北省遗体捐献和接受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统一管理包括河北医科大学在内的六所医学院，根据各校接收点位置和条件，划分了基本的负责区域，搭建起了捐赠者、红十字会、高校医学院间的沟通桥梁。近年来随着网络新闻媒体和各省市区红十字会的不断宣传，部分遗体接收站的接收遗体数量也出现了很大的涨幅。常丽荣表示，首都医科大学的“大体老师”在十多年相对较为紧缺，但近年来，接收的捐献量逐年增加，可以基本满足需要。目前，这些医学院开设解剖课的主要矛盾点转向了医学院实验室的限制和师资的匮乏，这导致了“大体老师”尽管在数字上符合教学的要求，却仍然无法投入实际的教学活动中，通往“讲台”的路仍然任重道远。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的是，大部分医学生在上完大一大二的解剖核心课后，接触“大体老师”的机会其实并不多，而在真正接触到患者前，医学生还要经历很长一段学习历程。难免有人会质疑，多年前的短短半个学期的接触，真的会对后来行医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推进遗体捐献事业，呼吁更多人成为“大体老师”吗？更何况，在大体老师数量不足和线上课程需要的双重压力下，虚拟仿真、3D打印等技术顺势应用到人体解剖相关课程中，使医学院在没有真实遗体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进行授课。例如，北大医学院、复旦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等医学院校已经采用了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Primal Pictures资料库（一3D互动式人体解剖学资料库）。然而，在许多医学生看来，接触真正的大体老师仍然是一段不可替代的体验。刚刚毕业进入医院工作的小吴认为，对医学生来说，解剖课的实际操作很多时候都是在培养一种认知和感觉，就好像小孩在认字会说话前和他讲那么多话也看起来毫无意义，但在无形中会增加对语言的感知。正在读大四的临床医学生大格还记得这种感知。“大体老师的头颅标本有很多都是小孩子的，很震撼，也很感激他们伟大的父母。”她还向我们介绍了第一次解剖大体老师的感受，脂肪和神经的颜色、肌肉和血管的分离、骨头的位置等等，其中提到最多的词除了震撼，还有尊敬。其实大多数医学生和大格一样，对大体老师怀有的是感动和敬意，那是在接收课前的伦理教育的时候，在深鞠躬、送花的时候，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一起深深烙印在他们职业生涯开端里的“第一课”。“那些海量的医学知识，难免会有忘却的可能性，但真正触摸过大体老师的我们，无论经历多长时间，总会有一种感性认知留在脑海里。这是没有经历这种培养的人难以具备的。”小吴说。1、马爱荣,胡晓栋,郁松.中国遗体捐献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J]. 解剖学杂志, 2020, (2):164-1662、《一件伟大而不平凡的事 00后都开始遗体捐赠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529818800707642&wfr=spider&for=pc3、张翰林,唐珂韵,胡心至等.风雨兼程20载：北京志愿遗体捐献总结与展望[J].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21, 41(1):125-1294、河北红十字会《河北省遗体捐献和接受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联系邮箱：zhouyu472@ruc.edu.cn